老舍故居成遗产

      在伦敦西部的荷兰公园区圣詹姆士花园街３１号，有一幢黑色的三层小楼。１９９８年底，这里被英国文化部正式列为伦敦“名人故居”。这幢目前挂牌的“蓝牌屋”，便是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故居，它吸引着各国人士的目光。

　   在伦敦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里，曾留下过许多世界名人的足迹。英国文化遗产继承委员会为纪念这些名人，就将一块写有他们名字和生卒年代的陶瓷蓝牌钉在他们故居门外的墙上。这样的名人故居被英国人统称为“蓝牌屋”。

     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老舍先生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任教之余，他广泛涉猎英国文学，写下了一系列小说，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等。其中，《二马》就是以伦敦为环境背景，通过描写一对姓马的中国父子在英国的生活和爱情经历，深刻揭示了中英两国的文化差异。毫无疑问，在英国的这段生活，为老舍日后回国从事专业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镶挂蓝牌的条件

　    伦敦的名人故居多如繁星，伦敦市政府遂自1867年起在这些房子的门口镶上一个蓝色椭圆形的金属或陶瓷小牌，写上曾经居住于此的名人姓名和居住时间，以供瞻仰。挂了蓝牌的房子不得拆除，成为受保护的文物。能够镶挂蓝牌的文化名人需具备下列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领域内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福祉作出重要贡献、具有一定知名度、诞辰逾百年并已辞世。如非英国公民，这位人士居英的时期须是其生平事业中的重要阶段。

       鉴于老舍在中国文学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伍德女士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写信给英国文化部“名人故居评定委员会”，建议将老舍先生在伦敦的住所列为“名人故居”。在接到推选建议信后，评定委员会的专家们于１９９８年底决定将老舍的居所列为“名人故居”。至此，伦敦有了第一座专门纪念中国作家的“蓝牌屋”。在这座典型的英国式住宅里，从１９２５年４月到１９２８年３月，老舍先生在这里生活，并创作了两部小说，可以说，老舍先生的创作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幢三层小楼虽然房子质量并不很好，但由于老舍的作品早就飘洋过海，在英国有较广泛的影响，故英国人认为这座楼有很高的人文价值，主动提出挂牌保护。所挂圆形牌是标准的“英国遗产”牌子，上行写有LAOSHE(老舍)，下行写着ChineseWriter(中国作家)，以及老舍居住的年代。

      老舍在伦敦待遇优厚

      老舍先生于1924年至1929年经当时的北京监督教联合会会长宝广林等推荐赴英任教。他当时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也叫东方学院担任中文系讲师，主要教授中国古文，官话口语，历史文选，宗教文化，作文和翻译等课程。据资料记载，开始时他的年薪为250英镑，一年后增至350英镑。在当时的水平来看，这样的收入虽不算富裕但也是不错的了。

      老舍先生在其五年的伦敦生活中，前前后后搬了三次家，住过四个地方，足迹遍布伦敦的北边，西边和南边。被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挂牌纪念的则是他住过的第二个地方--- 圣詹姆斯花园31号。之所以从现有的三处住宅中挑选了这一处挂牌纪念，其实是经过他们非常严格的审查后决定的。 那块牌子是2003年11月25日被镶上的,蓝底白字,上面用汉字,汉语拼音和英文分别写着: 老舍,1899-1966, 中国作家,1925-1928生活于此。蓝牌上的中文 “老舍”二字是由其夫人胡老太太在世时亲笔题写的。当年老舍就是和他在亚非学院结识的朋友---英国学者Clement Egerton一起合租了这栋房子的三楼。老舍先生后来在<<我的几个房东>>里回忆道: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于是他就这样和Egerton夫妇在一起住了三年的时间。相处到很融洽,老舍先生教他中文,他便也教老舍先生英语。后来,在老舍先生的帮助下,Egerton终于把中国明代的长篇古典小说<<金瓶梅>>(The Golden Lotus)翻译成了英文。

     老舍在小说<<二马>>中就有许多对英国和英国人的描述:“两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像丢了点东西似的,扯着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见一把儿一把儿的腿,往上看,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动;正像 ‘东海’的波浪把两岸的砂石冲得一动一动的。”再例如在他的散文<<英国人>>中有这样一句话:“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老舍先生讨厌英国人的傲慢虚伪和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规矩,也讨厌这个国家的自大和狭隘的爱国主义,以及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但是他却同情那些在如此的国家中艰难挣扎的贫穷的弱势群体。他在<<我的几个房东>>中深刻地批判道:“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

         在那个年代,从中国到英国,从这两种巨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矛盾中,老舍先生对英国做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既看到了它的落败,也抓住了他的优点和长处,同时用这些英国社会的真实现象和问题去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在<<英国人>>的最后还写道:“这些,可只是个简单的,大概的,一点由观察得来的印象。一般地说,也许大致不错;应用到某一种或某一个英国人身上,必定有许多欠妥的地方。概括的论断总是免不了危险的。”看来老舍先生是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公正与谦逊的。

       舒乙披露挂牌幕后

    老舍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将赴伦敦参加当年11月25日举行的挂牌仪式。事后他专门撰写文章，披露了见证挂牌仪式的幕后故事。他写道：

    2003年11月25日，伦敦为老舍故居挂牌。故居成为“英国遗产”。 在英国伦敦街上的墙上，常常能看见许多蓝牌。圆圆的，搪瓷的，有一尺大的直径，上面有五六行英文，为首的必有一个人名，然后下一行是他的职务身份，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少量的政治家等等，再下一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一行是某年至某年，最后一行是“在此居住”一类的词。一看便知，这是纪念文化名人的牌子。

     这样的牌子，全英国有七百多块，绝大部分分布在伦敦。 挂牌之举最早始自1867年，是给诗人拜伦挂的。以后年年增加几块或十几块。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制度，也形成了一种仪式和一种传统。 凡是被挂了牌的房子，一律不得拆除，是受保护的文物，叫做“英国遗产”。 伦敦街头三步一个五步一个的蓝牌，明显成为英国的骄傲。 这七百多个有蓝牌标志的房子，合起来，便是一部英国的文明史。 这些被挂蓝牌的房子绝大多数并没有被开辟为博物馆或者纪念馆，现在该怎么住还怎么住，与被纪念者无关，只是加以妥善保护，不准拆除，不得改变外形。还要定期修缮。

　　英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挂牌这件事，它叫文物遗产委员会，是个准政府机构。它下面有一个“蓝牌委员会”，负责每年核定批准文物遗产点，并组织挂牌仪式的实施。

　　谁有资格被挂牌呢? 首先，是看房子的人文价值，即确定“名人”。 “名人”有比较严格的定义。 必须是位为某个领域内多数人公认的杰出人物；必须是为人类福祉做出过重要和积极贡献的；必须有一定知名度；诞辰超过一百年，并已过世。 既然是为人类造福，其对象就不限于英国本国，在英国住过的外国人，也在考虑之列。

　　我曾于6年前访英，在伦敦街头发现为纪念印度的圣雄甘地挂的一块蓝牌。这个发现让我大为感动。甘地是反英的啊，他后来是印度独立之父。可见，英国人是很包容的，它尊重和爱护世界的优秀文化。 在七百多块蓝牌中英国为外国人总共挂了三十块，比例不大。

　　这样的外国人还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在本国声名卓著；有国际影响；在英国的居住期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他们这次选中了中国作家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1924年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生活了5年，从25岁到 30岁。他不是留学生。他是去做事的，去教书。他被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聘期5年，教英国人说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年薪250英镑，两年后因要养活在国内的老母申请加薪，涨到年薪300英镑。 在英期间，他一共住过四个地方。其中第二处在伦敦西部，在一个叫荷兰公园的小区内，圣詹姆斯花园31号。这儿离美丽的肯辛顿皇家公园和著名的海德公园不远。 老舍先生在这所房子里一气儿住了3年，由1925年到1928年。这是一栋四层的排楼，31号在中间，房子很不错，大概是一座19世纪末盖的居民楼，像绝大多数伦敦房子一样，如今保护和维护得很漂亮，宛如新房。

     当时，老舍先生和一位叫克莱门特·艾支顿的英国语言学家合租第三层。第三层包括两室一卫。艾支顿和他的美国太太住大间，窗户面对大街。老舍住小间，后窗对着房后的私人小花园。艾支顿负责交房租，老舍负责交饭费。当时租房兴带包伙。租住者住起来很方便。

    对艾支顿，老舍先生有过详细的描述，在一篇写于1936年的《我的几个房东》的散文中。 艾支顿先生和老舍先生最大的故事是他们彼此互教语言，而且老舍帮助艾支顿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译成英文，这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

　　6年前，我曾在参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方学院是其前身)中文图书馆时，第一次见到这部英译的《金瓶梅》。四大厚本，精装，浅绿色的硬面，烫金的书脊，洋洋大观，取名《金莲》。我没有想到，当晚该图书馆馆长将他们收藏的《金莲》慷慨地赠送给我一部，由我带回国内。馆长说，他们一共收藏有两部半，可以匀出一部来。 惊人的是，这部书的扉页上印着“此书献给舒庆春”。舒庆春是老舍先生在英国使用的本名。艾支顿在“译者说明”中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么写的：“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 这部书直到1939年才在英国出版，距离老舍先生离开英国已有十年。

　　然而，老舍先生一直对此事闭口不言，从没有公开提起过他本人和英译本《金瓶梅》有什么关系。只是后来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明代最杰出的白话小说是《金瓶梅》，由英国人克莱门特·艾支顿译成英文，译本名是《金莲》。在我看来，《金瓶梅》是自有中国小说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是一部十分严肃的作品，是大手笔。奇怪的是，英译本竟将其中的所谓淫秽的章节译成拉丁文，看来是有意让一般读者读不懂。” 说到这个程度，老舍先生也没有将自己讲出来。

　　 在蓝牌挂牌仪式上，亚非学院中文系主任霍克斯教授举着一本《金瓶梅》英译本做公开讲演，讲出了这段像传奇一般的故事，引起与会者莫大的兴趣，更增加了这块蓝牌的分量。 不过，老舍故居上的这块蓝牌的最大特点是写明老舍是“中国作家”，而且在英文名字“Lao She”之下，用同样的尺寸另写一行，是中文名字“老舍”。它成了这块蓝牌的亮点。 　在此之前，在七百多块蓝牌上从未有过中文。 字是由胡絮青先生代写的，然后想法刻上去的。

　　  这说明，这所故居的意义在于由此处走出了一位重要的中国作家，他从此活跃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上。6年前，我到过这所房子。当时房子刚易主，正在装修内部。我请求装修工人放我进去看看。 那次参观让我萌生了请求为这所房子挂牌纪念的念头。

　　 我斗胆向我驻英大使馆文化处的官员们讲了我的想法，还同时向几位英国学者做了阐述。他们都表示同意，并立即开始了调研。 等我回国之后，有5位英国学者写了倡议书，正式交给了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他们是大英图书馆的吴芳思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贝克教授、布里斯托大学的贝克尔教授、爱丁堡大学的秦乃瑞教授和陈小滢女士。中国国家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也都出具了证明。

     经过3年的运作，终于得到批准。进入2000年之后，开始为挂牌做准备。2003年9月我收到正式邀请，约我去伦敦出席挂牌仪式。 11月25日这天仿佛是“中国文学日”。在东方，大家正为巴金老人热烈举办百岁生日庆祝活动；在西方，伦敦正为中国作家老舍先生的故居挂牌。

　　 纯属巧合。 但意味深长。

　　 巴金先生荣获“人民作家”称号，老舍先生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称号都是官方颁发的，全国仅此二人，虽然相距52年。 老舍先生在英国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不光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全中国的荣耀，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还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桩喜事。

　　老舍长篇小说《二马》的主题之一是描述因为中国贫穷落后，中国人在七八十年前在世界上到处遭人白眼，他以此来激励中国人要自强，要挺起腰杆做人。他在书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中国还没有一个惊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比赛的人才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么能看得起咱们。”

    读了这句话，再看看今天这块蓝牌，变化真大啊，真正宛如隔世，我不禁感慨万千。此时此刻，如果老舍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也许会宽慰地微笑了。

　　老舍先生是怀念伦敦和东方学院的，他说过这样深情的话：“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这个蓝牌使他的梦想终于真的成了没有休止符的美丽的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