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上，文化正面临着旅游化，但旅游却没有文化化。

　　◆历史离去时，有时也十分有情。它往往把自己生命的一切注入一件遗落下来的细节上。细节常常比整体更具魅力。如果你也有情，就一定会被这珍罕的细节打动……

　　◆文化的交流与科学的交流不同，科学追求同一目标，文化追求多元形态，或者说各自独有的不可替代形象。

　　作为作家，喜爱冯骥才的读者说，他的作品扎根于民间，来自于乡土。

　　作为文化研究者，关注冯骥才的学者说，他有着博大的文化责任感。

　　如今，66岁的冯骥才依然奔波在保护文化遗产与抢救民间艺术的事业中，不惜花费毕生积蓄，不惜舟车劳顿，高擎起守望文化的大旗，如他而言，“不保护，我们的文化就没了。”8月30日，在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中，冯骥才正式被列为候选“社会人物”。

    灾区归来

　　冯骥才是个大忙人，对他的采访先后约了不下20次，却都因他调研、采风、出差、写作、开会等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向后推，最终见到他是在8月1日，奥运火炬在天津滨海新区传递的现场。

　　“实在对不起，我太忙了。”冯骥才刚刚领到火炬手的服装，一边比着大小，一边抱歉地微笑着。伴随着奥运的到来，四面八方的约稿也让冯骥才有些应接不暇，他说自己忽然很想“藏”起来，独自享受这个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

　　冯骥才确实太忙了，几天前才从四川地震灾区赶回来。在灾区的日子里，他遍访羌族乡镇，竭尽全力抢救当地的历史人文遗存。

　　他说，这段经历让自己回想起32年前的噩梦，“我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当时咱们天津也是重灾区，我和孩子最后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所以看到四川大地震更加感同身受，希望为当地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冯骥才所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他说羌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很多少数民族都和羌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保护羌族在北川的羌族文化遗产非常重要。

　　他说，羌族的人口数量虽少，但在民俗节日、口头文学、音乐舞蹈、民居建筑、服装饮食等方面都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一套，如羌笛、索桥、碉楼、羌绣、羊皮鼓舞等。近些年，两次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把其中六项极珍贵的民俗与艺术列在其中。而我国的“藏、羌碉楼和古村寨”项目已经列入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并且这里还是大禹的故乡，有很多和大禹有关的见证物。

　　“现在连北川的大禹博物馆也被震毁了，原本濒危的历史遗存更加岌岌可危，应该采取特殊措施，紧急先行申报世界遗产。”冯骥才心急如焚地说。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近年来，冯骥才深感分身乏术，因为他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我有一个选题非常想做，除了奥运外，今年最大的事就是改革开放30年，很想写一写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坛。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凌汛》。因为我看过一个电视片，拍的是大江解冻时的气势，让我想起了改革初期文坛所涌动的激情。”

　　改革开放对于冯骥才，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创作的高潮期就始于那个时候。

　　冯骥才的成名作是1977年前后出版的《神鞭》，那是一部很有民俗民风特色的武侠传奇小说。在小说里，他从主人公家传神鞭一直写到新锐神枪的人生巨变，隐喻传达一种与时俱进的观点。后来，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

　　随后，冯骥才接连创作出《雕花烟斗》、《三寸金莲》、《炮打双灯》、《感谢生活》等一系列佳作，不仅让文坛上下眼花缭乱，也引起海外注目，对当时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些作品不但让冯骥才站入了著名作家的阵营，也让他站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说我哗众取宠，也有人说我否定前人。”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作品赶上了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改革开放，出版过程有惊无险。

　　那篇名叫《雕花烟斗》的短篇小说，一经问世便荣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部作品引起过很多争议，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环境，或许都无法与读者见面，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不仅是国家的春天，也是我人生的春天。”

    文化发展赶不上经济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1978年的冬天，当冯骥才从收音机里听到邓小平的报告时，正处于自己创作的高潮期——《神鞭》刚刚问世，《雕花烟斗》也即将刊发，他的内心踌躇满志，觉得百废待兴的国家“终于要驶向快车道了！”

　　但他没有想到，此后的几十年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民间文化却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打击。

　　“这是中华文化的箱底儿。”最先映射在冯骥才脑海中的除了城市的老街外，就是中国的古村落。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国文化意识的发展远远赶不上经济的发展，老城、老街和古村落内在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积淀正在被抽空。

　　冯骥才在一次调研中万分痛心地发现，贵州东南部在改革开放浪潮的带动下，目前30多万人在苏浙一带打工，苗寨居民不说苗语，少数民族村寨的年轻人不穿民族服装。而南方一些富裕的小县城，生活富足的农民在建设自己家园时照搬西洋，在村落中修建起一座座微型的“艾菲尔铁塔”，或是小型的罗浮宫，中国的飞檐翘角、雨榭楼台早已淡出视野，退出记忆。

　　“长此以往，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文化，我们必须挽留。”冯骥才强调，抢救中国民间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存某种形式，而是为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保留下她的那些美好的情感与精神。

　　运动员、画家和作家

　　其实，在和民间文化结缘之前，冯骥才并未想到自己最终的事业归宿会是在这里。

　　冯骥才在天津出生，祖籍则是浙江宁波慈城，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小镇诞生过519名进士。小时候的冯骥才一直向往当画家，但造化弄人，19岁的他没有如愿走进中央美术学院，而是成了一名篮球中锋。

　　“我从塘沽中学毕业时，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初试在天津，复试在中央美院。记得当时的主题是《夏》，考完后，我自我感觉很不错，负责考试的老师也对我讲，你做好准备吧。于是我更加认为自己没问题了，但等到最后所有同学都发榜了，我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而且普通大学的考试也错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冯骥才才知道，当时他的档案都调到了中央美院，但却因为出身问题而无法被录取。

　　冯骥才在最茫然的时候走进了天津篮球队，“遇上一个教练，看我个子高，就把我要了过去。”但他坦言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别人练球的时候，他总是偷偷地看书。

　　“运动员的生活只有一年多，就不得不因伤退役。”此后，他来到国画研究会，当了一名临摹古画的画工。

　　在这段日子里，为了生活，冯骥才还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公司推销产品，最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市井百态令他的内心涌动起创作的欲望。

　　“一开始不敢给别人看，写下来又不知藏在哪里好，于是每天在屋子里写了藏，藏了找，好像老鼠一样在屋子里折腾。”

　　说这段经历的时候，冯骥才也是笑得不能自已，最后他把完成的稿子藏到了自行车大梁的钢管里，但从那开始又担心自行车丢了。

　　再后来，他认为脑子是最可靠的，于是把所有文章都背下来，但又发现脑子最不可靠，会忘记。

　　那段日子写的文章最后都没有发表，但冯骥才却因为这段经历不知不觉地走入了文学的殿堂——为人民写作，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乐，“在那段近十年的日子里，我每天走街串巷，对老城、老街的感情，应该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

    　忘掉这个人的长相 记住他做的事

　　2007年，冯骥才在接受央视《艺术人生》栏目采访时，现场用漫画形式完成一幅自画像，并在画上写道：“忘掉这个人的长相，记住他做的事。”

　　从一名篮球中锋，到如今的知名文化学者，冯骥才拥有“三高一多”：个字高，职务高，作品产量高，还有就是社会身份多。

　　在自己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冯骥才把目光转向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拿他的话说，现在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即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普查和认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古村落的调查与保护。

　　“我的这种身份转换是非常自然的。”冯骥才毫不迟疑地说，最不能和自己分离的就是民间文化守望者的身份。为此，最近十几年，他都没有专注写作与绘画，而是走出书斋，和许多民间文化工作者一起奔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

　　为了抢救民间文化，冯骥才不惜卖画成立基金会。他的好友、台湾影视演员赵文瑄捐出100万元，作为基金会启动资金，但至今再没收到一份民间捐助。

　　2003年，由冯骥才倡议推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令他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关注。尽管1000多项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已经完成，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还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抢救的速度还是远远赶不上消失的速度，“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66岁的冯骥才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疲倦。但一旦有个电话打过来，说一个老街区或村落要被拆掉的时候，他再累也会跑去，“因为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爱。它们就像是一个无形的十字，我曾经说过这句话：民间文化要拨打120。”

　　在冯骥才看来，一个城市的建筑特色主要还是它的民居。就像北京的特征主要不是在天坛和颐和园里面，而是在大量的四合院和胡同里面一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的独特精神，会通过建筑外化出来——所以说，民居体现了这个地域的性格，历史街区往往是这个城市记忆的载体，如果把它的历史遗存全部拆掉了，它的生命就彻底失去了。

　　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冯骥才说，他始终记得冰心老人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不要抱怨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是财富，大风大雨的生活你才记得住。”因此，今天的日子即便过得忙碌辛苦，他也是特别珍惜，当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守望民族文化的阵营中来，“我觉得人生要过得完整，不要成为一地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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