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 摄影/Mary
“淮安会议还是没能明确把宁波正式纳入大运河申遗城市，大运河申遗到底谁来总负责也尚未明确”，9月24日，在第四届中国大运河文化节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高峰论坛即将结束时，宁波市一位代表向记者这样表示。此前不久，全国政协大运河申遗和保护调研组对宁波和绍兴是否纳入中国大运河申遗城市进行过调研论证。
该代表肯定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在协调多部门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但他同时认为，大运河申遗和保护涉及多地域、多领域、多部门，全国政协毕竟不是国家行政部门，协调没有强制性，所以组织和推进的力度有限。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专委九局局长王合忠，在会后也向记者表示，他理解此代表的观点。他说，目前大运河申遗是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各个城市做申报世界遗产的文本及遗存发掘整理等工作，全国政协主要作为该项目的发起单位和协调部门，协调运河沿线各省市及各部委来配合项目的推进。从目前的进展情况来看，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大运河申遗和保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光靠国家文物局和全国政协两个部门来推动显然有些吃力。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涉及多个领域和多个国家行政部门，每个部委基于自身利益对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项目又都有不同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水利部只管水，交通部管航道疏浚运行，建设部只管两岸的建筑建设，文物局管两岸的古建筑和文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秘书长谭徐明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记者从此次出席淮安会议的代表名单上发现，交通部没有派代表参加，交通部门只有江苏省交通厅有关负责人参加。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在论坛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目前大运河保护申遗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大运河本身具有地域跨广、涉及部门多、管理难度大的特点，相当一部分问题颇具复杂性，这已成为制约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瓶颈。对照申遗的标准，大运河的基础研究工作依然薄弱，古代河道位置不明、文化遗产家底不清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各地区、各部门对如何开展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认识不一致，难以形成合力；有针对性的法规、条例普遍缺失，一些地方的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部分城市对运河文化的理解有偏差，出现了一些不适当地“打造”运河文化的现象；一些地区缺少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措施，污染运河水质、破坏运河水体及周边环境的情况时有发生；与运河相关的重要历史遗迹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形势严峻。这都说明，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形势依然紧迫，任务依然艰巨。
亟待组建申遗领导机构
出席淮安论坛的建设部原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大运河申遗和保护项目启动已经两年了，但进展仍不理想，其中遇到的根本问题还是缺乏国家级权力部门的领导。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总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郭涛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被特邀参加淮安会议。他建议国务院成立“京杭大运河工程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按照“统一规划、系统研究、整体申报、重点保护”的方针，既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要突出重点，更好地调动条件比较成熟地区的积极性。当务之急就是健全领导机构，组织专门力量抓好规划和研究，制订具体保护措施和申遗工作实施步骤。要在京杭大运河全线加强对工程历史遗迹的保护宣传，真正处理好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地区经济的关系，在工程保存比较完好的地方，应把保护摆在第一位。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长舒乙也表示，大运河是个线性工程，牵扯许多地区、城市和部门，协调动作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为此国务院责成国家文物局来总抓，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来统一指挥，制订统一的行动规划，明确该干什么和怎么干。城市规划要先行。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的是历史文化名城 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城乡统筹，综合协调。妥善处理运河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妥善处理运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建设宜居城市、促进人民生活稳定的关系，划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区作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保护的要求指导思想、保护原则、保护对象、保护目标 ，编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业规划，对局部地区要明确控制范围，划出紫线、绿线等界线。
